?MikeOsborne
利维坦按：
在之前的文章《努力奋斗的悖论》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在阶层分化的社会，底层人如果想要摆脱其贫穷的生活，势必要付出比精英阶层更多的代价，这个代价既是心理层面的（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也是生理层面的（心理上的失衡状态导致血液中皮质醇的增高，从而引发各种疾病）。那么，对于那些处在中产阶级乃至上流精英阶层的孩子来说，是否一定付出的代价更小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用从小的高压事务性教育来反复碾压和侵占孩子的快乐天性，从而使得其步入成年社会可以从容进入到高薪行业，这也是精英阶层为了其家族未来阶层的稳定而不得不盘算的。年夏天，我（作者，下同）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不久后离开家前往东北方向的耶鲁大学报道。接下来，我花了将近15年时间辗转多所大学念书——先是伦敦经济学院、接着是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最后是耶鲁法学院，一路走来攒了一大摞学位证书。今天我在耶鲁法学院教书，这里的学生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相似度令人头皮发麻：他们无一例外全都是精英家长和一流大学的产物。我传授给他们的东西是一种社会优势，而这份优势正是多年前我的老师们授予我的。我的老师、我的学生和我自己，都应该把自身的经济优越与社会地位优势归功于精英制度（Meritocracy）。在20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写关于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文章时，社会精英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种解决方案，而非问题根源。早期提倡施行精英制度的学者，认为这将有助于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时任耶鲁大学校长的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Brewster）就率先采用了精英准入原则，此举的初衷是杜绝精英阶层的世袭可能性。在当时，耶鲁大学的校友们都信心满满，认定自己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有了入学耶路的权利，但新的入学政策看重的是学生的成就而非血统，这就让那些真正有潜力的学生有了入学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精英制度把那些有天赋又肯吃苦的新人引流到各个圈层，替代了那些曾经心高气傲的圈内人士。时至今日，精英阶层仍然宣称自己是用才华和汗水换来的进身之阶，这些手段对任何人都是公开、公平的。但事实上，今天的精英阶层已经把任何不符合狭义精英标准的人排除在圈层之外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都出现了同样的招生现象，从那些家庭收入水平位列金字塔顶端1%的少数家庭中招收更多的学生，而且人数远远超过了从收入处于金字塔底部60%的大多数家庭中招收的学生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