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与焦虑
东方早报/年/5月/31日/第版
身体
作为人类社会心理和精神疾病，中国医学有没有对诸如“抑郁”与“焦虑”给出肯定解释，这是我读中医医案时一个悬问。
以身体症候为解释特点的中国医学，自然不会采取“抑郁”“焦虑”这样的名词，那末历代医案中可以指证这类疾病，最有可能在“情志”1门。但究竟哪些中医名词接近“抑郁”、“焦虑”的现代医学之义，还难分辨。惟此之故，促使我来进一步讨论中国医学的情志观。
先让我从中国南方医学观念的构成说起。中国医学历史辞典中，若以语言分类，可以说有北方与南方医学不同的叙事分野。14世纪初，朱震亨在中国东南的丹溪山沟小镇，创意医学“相火论”时，他就发现了一种悬殊于北方医学的生理病理现象，从而给出南方医学关于疾病生成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关键词。朱震亨写道：“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此“郁”为证，共有6种，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火郁、食郁，其中又以“气郁”为病中之病。“怫郁”来自对身体的视察与想象，在朱震亨那里，这个疾病名词，引伸出他关于疾病产生的一种能量关系的解释，即身体内阳性能量过剩而阴性能量常常不足。当阴性能量消耗和减少时，失衡的身体就会出现体内“相火”越位，从而致使各种疾病。在此意义上，“怫郁”诸证，其实既是“相火”越位的缘由，也是它的外在表现。朱震亨总结出的这个疾病概念，其意义不但限于独标医学医治“滋阴”之要义，更在于他第一次专门从“郁”中解释疾病原理，使南方医学以其对身体情志现象的内扩性认识，与主要凭仗自然与身体关系（气候、地理条件，饮食习惯等）解释的北方医学有了明显的辨别。
在朱氏医学理论中，我注意到的细节是，他在分析阴性能量消耗的各种可能性时，将解释的触角伸向了社会心理。作为一名唯心主义学者，朱震亨从理学动身，将“主静”观念引入了医学，他对情志与愿望的疾病解读，在《内经》以来的“七情”原理上，再建了中国医学的身体维度，即身心一体的医学社会学。考虑到朱氏所生活的元朝，原是一个精神与文化上极其郁结不舒的社会，朱氏医学的思考和发现，着眼于群体性的社会氛围和环境影响（最少在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对疾病的社会学认知，是他对中国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也许可以说，14世纪中期通过朱震亨，中国医学通过“怫郁”这1身体观测点，隐现了一种“生物—心理—社会”叙述模式。用内心安静，来克服与化解情志与愿望产生的“怫郁”，从而预防和医治各种郁症，为朱氏医案中极具效果的不二法门。但“怫郁”虽具心理特征，怫是内心不愉快，郁是精神不畅通，却不能同等现代医学所指“抑郁”和“焦虑”，它是人类情志的一种状态，为疾病产生之因，而非疾病本身。
延至明朝，“情志与愿望”之病，遭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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