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时隔三年，卢斌再一次出现在瞿玮面前，他的问题依然是焦虑，但其内容换成了对女儿卢迪的担忧。当年九月卢迪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工程类专业。学校和专业都是卢斌替女儿选的，认为这会保证女儿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卢迪非常崇拜爸爸，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但是，进入这所学校不久，卢迪就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工程类专业，她一次次地给爸爸打电话，哭着要转专业：“班里的男生都这么刻板，专业也没劲极了。爸爸，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换专业。我受不了了，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卢斌怀疑女儿和自己一样，患上了某种焦虑症，于是建议女儿到瞿玮这里做一下心理咨询。不过，瞿玮最后诊断，卢迪并没有患上焦虑症。因为，作为神经症的一种，焦虑症病人所焦虑内容是缺乏现实意义的，但卢迪的焦虑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她不喜欢所学的这个专业。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焦虑是好的，因为这种焦虑是一种力量，会推动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处境。
被压抑的愤怒变成了焦虑
卢斌第一次来看心理医生，真正的诱因是与公司女副总的竞争；第二次来看心理医生，直接的诱因是对女儿的担心。这两个一致的信息中，透露了卢斌潜意识里的秘密：重要的女性，触动了他“藏”在潜意识中的一个“脓包”。这个“脓包”是什么呢？这要回到卢斌的童年。
卢斌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分别小他三岁和四岁。本来他的童年一直很幸福。但他五岁的时候，爸爸患了严重的肺病，多年卧床不起。在卢斌的记忆中，从此以后，“妈妈就总是很疲惫的样子，她首先得照顾好爸爸，其次要照顾好妹妹和弟弟，而我总是被忽略的一个”。不过，卢斌很懂事，他知道妈妈的担子不轻，所以作为长子的他不仅没有半句怨言，反而主动扮演起了半个爸爸的角色，替妈妈分担了很多家务，也很懂得照顾弟弟妹妹，“妹妹很听话，弟弟很调皮，我经常头疼怎么管教他”。
这仿佛是这个家处理家庭危机最自然不过的方式。但是，让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承受半个爸爸的角色，实在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
心理咨询师瞿玮的督导医生、德国专家罗斯霍普特说，让一个小孩子过早地承担这样的压力，他势必会心有怨言，有愤怒，有攻击性，“为什么总是忽略我？为什么非得要让我承担这么重的压力？”而家里唯一健康的大人——妈妈，是他最可能选择的对象。然而，可能他看到妈妈的压力更重，也可能这个家庭不能接受对父母的攻击。所以，这个“小大人”就只好把自己的愤怒压抑下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小大人”承受的压力越大，在他心中产生的攻击性就越多。但是，这些攻击性，他在家中根本没有机会表达，只能压抑到潜意识中去。并且，可以料想的是，以后他在对女性的攻击性表达上也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他的愤怒只会越攒越多。当然，最重要的愤怒情绪还是在童年攒下的，尤其是对妈妈的愤怒。
但是，愤怒情绪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口，在实在无法忍受时可以适当地宣泄一下。卢斌也有这样一个出口，那就是把愤怒当作焦虑来表达。前面提到，“这个‘小大人’承受的压力越大，在他心中产生的攻击性就越多”，压力也即焦虑，由此，提早负担家中太多责任的“小大人”们就会形成一个心理公式“焦虑=愤怒”。也就是说，当这些“小大人”们潜意识中积攒了太多的愤怒时，他们表达出来的反而是焦虑。
这正是卢斌的情形。当和公司女副总发生冲突时，卢斌就像童年时面对妈妈一样，无法对这名女副总表达愤怒。所以，当相互竞争产生的敌意越攒越多时，这种敌意就唤起了他自童年起就埋藏的众多潜意识里的愤怒。这么多的愤怒必须表达一下，只不过是以扭曲的方式——即神经症的方式，把愤怒表达成了焦虑。这是为什么卢斌将选举中产生的愤怒情绪置换为“恐艾”这种奇幻的神经症行为的原因。
他女儿要换专业的情形也有些类似。从工科类专业换到理科类专业，是他女儿自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女儿一定要从工科类专业换到文科类去，这就要卢斌付出额外的努力。和正常的父亲一样，卢斌势必也会对女儿的有点过分的要求产生愤怒情绪。但是，他的心理机制注定不允许他表达愤怒，所以他只能再一次以焦虑的方式表达出来。潜意识里的那个源自童年的“脓包”，最容易被那些与童年创伤类似的创伤所激发，公司女副总是他工作中的重要人物，与她的竞争触动了卢斌的“脓包”。女儿是她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的过分要求也触动了卢斌的“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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